彼得鲁.巴普提斯塔并不是后者，他也从来没有野心去做后者。他是这样一种人——为教皇和教会服务，为有权有势的人服务，为他这个等级的教士们服务，而不为神和信众服务。
这种老练世俗的态度使他在永恒之城飞黄腾达，至于永恒之城在他这种人的努力下是上升还是下降，这种问题已经超出了他这类政客的思考能力。
他这种人的典范，还要数北宋的司马光。
司马光当政期间，西夏派人来求北宋在宋夏战争中占领的兰州、米脂等地。
司马光说：“此边鄙安危之机，不可不察。灵夏之役，本由我起，新开数砦，皆是彼田，今既许其内附，岂宜靳而不与？彼必曰：‘新天子即位，我卑辞厚礼以事中国，庶几归我侵疆，今犹不许，则是恭顺无益，不若以武力
取之。’小则上书悖慢，大则攻陷新城。当此之时，不得已而与之，其为国家之耻，无乃甚于今日乎？群臣犹有见小忘大，守近遗远，惜此无用之地，使兵连不解，为国家之忧。愿决圣心，为兆民计。”时异议者众，唯文彦
博与光合，遂从之。
司马光就这样“为兆民计”，大大方方地把将士们鲜血夺回——西夏全境本都属于北宋——的国土送出去了。
当然，这样大笔一挥，说着漂亮话，承认“灵夏之役，本由我起”，只字不提当初西夏的叛乱和历来的侵略，把国土送出去，对他在政治上是有利的——米脂等地，是在新党主政期间夺取的，是新党的功绩，而司马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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